给特朗普的忠告:美国急需的是改革开放而非“美国优先”

摘要: 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变危机为改革机遇,危机就会找上门来,要求用更大的代价来还债。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付出的代价。

12-20 08:12 首页 中美印象网

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变危机为改革机遇,危机就会找上门来,要求用更大的代价来还债。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付出的代价。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常常令人困惑,因为缺乏战略原则通常需要的明确指向和具体规划,导致其事实上沦为如一位美国专家所讽刺的,适合贴在汽车尾部的宣称口号(bumper sticker),可以被不同的人做不同解释,而难以作为战略指导方针。尽管如此,“美国优先”的核心,究其实质,无外乎要求美国在安全和贸易两个向度上放弃美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地位,将资源全力集中在美国本土,为美国民众提供更多的安全和繁荣。


“美国优先”的贸易基础


在安全领域,这意味着美国的政策重点在于打击恐怖主义,限制移民,迫使欧洲和东亚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经济上将目光集中在维护美国的短期利益上,包括放弃多边贸易协议这种原则导向的做法,转而采用双边协议来为美国赢得更好的贸易条件(也就是特朗普喜欢的结果导向的策略);采用重商主义的报复手段扭转贸易赤字;强力干预市场,限制美国公司海外投资,为美国民众挽留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回退(或者说孤立主义倾向)是基于在贸易领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境。美国在战后长期奉行的自由主义的安全观以结盟(alliance)的形式维护全球稳定,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主体,为盟国提供巨额军事援助,为此不惜允许盟友“搭便车”。这种安全观和美国对自由贸易的认识和需求紧密结合,二者互为表里,彼此推动。一旦美国在自由贸易方面不再占有优势,其自由主义安全观自然也就开始动摇。因此,理解美国经济与全球自由贸易之间的关系,理解这个关系的事实(fact)和主观认知(perception)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深入认识美国外交政策的动机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而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自由贸易之“罪”


保护主义形形色色,在动机和形态上可以千变万化。在不同形态的国家,例如经济赶超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会有不同的动因。同一国家的不同政府之间也会在保护主义措施上有所差异,例如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之间,一个比较隐蔽,一个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而在美国政府使用的名目繁多的保护主义措施背后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性考量因素是对就业的保护。


美国当代保护主义的三大敌人是贸易逆差、跨国企业、移民。三者对美国的伤害形式不同,但归根结底都被认为在伤害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贸易逆差被认为导致美国货币流失,令外国商品充斥美国市场,挤压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机会;跨国公司常常被斥为叛国,将资本和工作机会通过外包(outsourcing)拱手送给外国;移民则是直接从美国工人手中抢走工作机会。这些指责符合直觉,易于被大众接受,其爱国主义的道义指向也符合政治家的动员诉求,因此保护主义也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


在经济学上,保护主义的这些说法都经不起考验。首先,贸易逆差让美国货币向海外流动,但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接受国。也就是说,流失的货币终究会流回美国,其前提条件不在于贸易是否有逆差,而在于美国市场的吸引力。


其次,美国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教育程度低,在美国集中在农业、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的低端技术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岗位很难受到美国公民的青睐。因此移民是在补充美国的低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抢夺就业机会。最近几年在修改移民法案的过程中,中西部农场主力挺更开放的移民政策就是一个例证。


再次,较为复杂的问题是跨国企业。跨国企业常常被斥为就业杀手,它们在海外投资,令美国工人失去就业机会。但这一论断显然无视下述几个事实:一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移到海外的绝大部分企业集中在初级制造业和低附加值的服务业(例如苹果手机的组装外包到中国,电话接线员外包到印度和菲律宾),而高技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工作(例如苹果手机的核心设计部分、那些需要复杂的交流和创新的服务类工作,例如市场开拓、研发、咨询等)很难被外包。


二是美国今天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体,90%以上的工作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工人占比不足10%。而大部分服务业,零售业、交通、银行、咨询、信息相关的商业活动等,也包括少部分制造业,例如家具制造业,需要地理相邻性(geographic proximity)——产品和服务需要就地生产和消费而不可能外包。


第三个事实是,跨国公司的外包也并不意味着国内工作机会的减少。例如,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在2003年向印度外包约1000个电话接线员的工作,为公司省下2500万美元的成本。但与此同时,该公司在美国国内增加了1200个销售业务的职务,后一种工作的复杂性显然不可能外包到印度。


换句话说,外包是一种转移成本来优化资源配置的策略——只要企业以扩大生产规模为目标,外包可以在国内增加就业机会。作为证据,美国在2005年失去2900万工作,但同期增加的就业机会为3100万。


贸易、劳动力结构转型与就业


最终,对这些事实的正确理解取决于对国际贸易与就业机会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认知——国际贸易的核心功能是影响财富的积累而不是影响就业数量。


在19世纪,80%以上的美国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领域。到战后1950年代,40%以上劳动力集中在制造业。今天,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占比不足10%,而农业劳动力占比不足2%,绝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服务业,并不断增长。新兴服务企业,例如著名快递公司UPS和联邦快递(FedEx)在十几年前,亚马逊公司在最近若干年,每年都以上千计的数量招募新员工。


这个劳动力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令人兴奋但也异常痛苦的过程。伴随着新的、更好的工作机会的出现是旧产业领域劳动力面临的失业和再就业。但在多大程度上国际贸易可以影响这个转型过程?几乎没有,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伴随着的劳动力结构转型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是技术革新及其引发的工业化和去工业化过程。


国际贸易对这个过程有助推作用,因为贸易带来的财富的转移和积累影响到投资,而投资进一步影响技术革新。换句话说,国际贸易通过财富分配转移而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到各类产业之间的就业数量对比,但归根结底,贸易对一国的总体就业数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来证明这个道理,可以观察美国历年的劳动力结构分布。美国的劳动力数量随着人口增长逐年上升,从80年代初的1亿增长到近年来的1亿4千万。与此同时,美国历年的失业率始终在5%到9%之间波动,偶尔会突破这个数值。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上升到14.3%,为大萧条后最高,2016年以来则低于5%,为80年代以来最低。考虑到这个时期也正是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时期,如果按照保护主义者的“外包是就业杀手”的逻辑,那么这个时期跨国企业的扩张应该直接带来失业率的持续攀升。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失业率的波动事实上完全取决于市场波动。观察每一次失业率的上升都逢在经济危机之时,投资数量下降导致失业上升,与贸易并无直接关系。


繁荣的代价


讨论这些细节的必要性在于帮助认识到,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并非源于国际贸易,而是深植于国内长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仅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相反只会助推这些矛盾进一步恶化。


自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为欧美发达国家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中收益最多的当属美国。回顾90年代的反全球化浪潮,反对之声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抗议的焦点则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操纵、污染。而绝大部分西方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又来自美国。这一事实恰恰反映出美国当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整个90年代是美国经济狂欢的季节。但危机也在同时酝酿,尤其在21世纪初逐步凸显出来。对这一时期公共政策失误可以简单总结为“补有余而损不足”。具体而言,“补有余”部分主要包括对金融产业放松监管、对传统制造业过度保护、为高收入人群减税。“损不足”之处则包括拒绝为中小企业减负(包括税率和工人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医疗制度、增加教育和基础建设投入等。其结果是,一方面在全球化中获利最高的金融产业和大企业以及相关的高收入人群享受最大化的政策红利,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普通民众抵御全球化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尤其是当产业结构转型发生时。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90年代末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各国被迫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管理能力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这个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尤为显著。但一个突出的异类是美国,几乎在各个方面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背道而驰,视这些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为异端。例如,美国的医疗体系导致美国人的健康状况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美国在医改法案方面的党争和不作为已是尽人皆知。又如,欧洲国家在战后逐步提高最低收入标准,而美国却从80年代以来不断减少,助推收入差距拉大。此外,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严重滞后,公立学校投入乏力,教师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美国青少年在历年的国际竞赛中处于发达国家的中下水平。而基础设施方面的严重滞后如果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让人难堪的地步,也不会受到特朗普和投资界的极度青睐。


政治家的担当


在90年代经济极度繁荣之时,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被忽视。但当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将全球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一个“扁平的世界”时,这些“改革赤字”的代价就开始彰显。


这几乎是西方国家普遍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或许可以称为“先发展劣势”。但这并非是一个宿命,而是政策选择。反观一些在90年代没有享受到美国的特殊优势的西方国家,例如北欧诸国,尤其是德国,反而能够励精图治,及早采取措施,一方面减负,一方面增强竞争力,防患于未然。


1998年,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der)力推全面改革,在产业、福利、教育、技术、绿色经济等各方面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领导德国走出统一后面临的困境。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则沉浸在泡沫经济的狂欢中,先是克林顿任内的互联网泡沫,后是小布什推动的房产泡沫。泡沫经济带动的是金融扩张,后者又助力游说集团和政治献金在政治中的影响,进一步阻碍改革的推行。


“改革”离不开“开放”


完全寄希望于政治家个人的担当来推进改革显然并不现实。改革,归根到底,是需要全社会投入的宏大项目,最终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在这一点上,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or Cowen)在最近的新书,《自满的阶层(The Complacent Class)》中所哀叹,美国的问题在于长期的富足已经让整个社会丧失掉曾经令托克维尔惊叹不已的“不安现状”的精神:迁移、冒险、适应变化,这一切驱使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活跃的经济,一个平等流动的社会,培育出从富兰克林到乔布斯等渴望改变世界的创新之才,也让美国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东山再起。


仅仅从题目来看,把富足归为问题的核心有宿命之嫌。但科文强调的是托克维尔曾指出过的一个令美国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移民(也包括西部探险者),他们的冒险精神是美国创新和繁荣的源泉。托克维尔曾警告:一旦失去移民这个创新源泉,美国民主就会面临衰败的危险。


如果顺着托克维尔的思路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创新精神的衰减归因于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足。这或许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论断——美国居于全球化的核心地位,是全球化的动力,美国企业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美国经济怎么会开放不足?


测量一国对外开放度的一个经典指标是贸易额(进出口额相加)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几个主要经济体。美国的贸易额占比在80年代以来一直在20-30%,与日本持平。而其他几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高于美国。例如,英国和法国在50%以上,德国在80%以上,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是40%左右,此后一路攀升到70%以上。


即使考虑到大的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相对要低,美国的开放度也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个令人惊讶的数据其实和美国制造业和国内中小企业普遍负担重(税收、福利、监管)、效率低的现实相匹配。即使是美国的跨国企业,它们的优势更多集中在金融领域而非在制造业,因此贸易额自然无法和德国、中国等相比。


贸易额占比的高低并不能完全代表一国的经济活力。但是过低的占比势必意味着国内企业竞争动力不足,面对市场波动的调整能力有限。一旦国际市场竞争环境趋于激烈,产业转型就会变得难以承受,国内反贸易、反移民情绪开始高涨。相比而言,在90年代经历过阵痛的国家,包括德国、中国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今天的抗压能力相对都较强,经济下行期面临的国内危机也相对缓和。而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个阵痛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一些南欧国家,则极为窘迫。


对外开放带来的压力和相应产生的持续的调整是个人和企业承受转型之痛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政府利用外来压力抵抗国内既得利益、推动改革的有效工具。政治经济学文献称此策略为“自缚手脚”(tie your own hands)。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以加入世贸组织来倒逼国内体制改革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美国需要的不是“美国优先”,而是改革开放


但美国显然没有认真利用这个机会。凭借着独特的优势,美国长期以来可以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身继续享受全球化的成果。但是,如科文在书中警告的,变革就像债务,可以延期,却不能逃掉。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变危机为改革机遇,危机就会找上门来,要求用更大的代价来还债。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付出的代价。冷战结束后的各界美国政府,尽管都无意于利用全球化来冒改革的风险,但至少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特朗普则干脆视自由贸和开放为敌,用“美国优先”原则让美国政府放弃一个又一个国际助力——先是TPP,后有巴黎协议,再有开放移民政策——并转而向钢铁、煤炭、石油等传统工业妥协,让美国政府进一步被国内资本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势力俘获,丧失掉改革的机遇。


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并非难于理解。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前任们,显然都在选择一条轻松的路径,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改革的代价。施罗德的改革为德国在21世纪初的繁荣铺平了道路,但也令他失去民众的支持,让位于默克尔,后者得以在坚实的政策基础上领导德国继续向前。特朗普先生对这种风险心知肚明,即使他很清楚,美国急需的绝不是“美国优先”,而是改革开放。


作者|寿惠生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策智库学会委员会委员

摘自|中美印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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